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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谷秧歌的由来及发展(二)
2017/8/4 15:44:05  点击量:   来源:史志太谷 方志山西


清光绪初年,太谷乡村普遍成立了秧歌农余班——“窝儿班”,并以“交社社”的形式在周边地区活动。如南沙河社、贾家堡秧歌社及本村的“义和社”、大王堡村秧歌班、北六门村“田乐社”、小王堡村“三和社”、侯城村秧歌社、桃园堡村和北沙河村的“同乐社”、胡村的“乐堡社”等。每年冬闲,这些班社便组织排练。正月初一迎喜神,然后闹三官,再后就是两个月的“交社社”演出活动,范围涉及祁县、清徐、榆次、文水、交城、寿阳等县。同时,坡底村秧歌艺人借鉴晋剧武生的表演,创作了武秧歌并迅速在太谷传开。贾家堡秧歌艺人高保昌邀请晋剧名家“二蛮旦”用“落西调”演出《翠屏山》《吃瓜》《杀嫂》等剧目。在农余班的基础上,太谷秧歌的专业班社也开始出现并进行频繁的演出活动。如范村镇西仉村古戏台题壁有“光绪十年(1884),太谷德盛社在此一乐也”;又如在清徐县尧城村的舞台墙壁上记录有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)的演出剧目“五月初七日,太谷德胜社,首日《吃油漠》《采茶》。午《换碗》《求妻》《哭五更》。晚《翠屏山》《火算命》《卖豆腐》”


迨至民国初年,太谷县已有168个自然村成立了秧歌班社,占到自然村总数的50.4%。专业班社主要有风搅雪班、双梨园、荣盛园等。民国元年(1912),《登楼》《十家牌》《游神头》等剧目单行本由华美工厂铅印出版发行,广为传播。民国9年(1920),太谷县知事安恭己发布《禁止演秧歌》布告,认为“唱演秧歌,多系淫词俚曲,伤风败俗,莫此为甚”。又讲到“太谷秧歌素即驰名,现值春节甫过,深恐人民习沿旧惯,仍有唱演情事,合亟布告禁止”不可否认,太谷秧歌有些剧目在表演中刻意渲染和表现低俗内容和动作,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,成为太谷秧歌发展中的一股暗流。但因大部分太谷秧歌剧目清新自然,源于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,表达了普通劳动者的愿望、情感,故屡禁不衰。


随着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,太谷秧歌有了新的改进和提高,在加入文场和丝弦伴奏的同时,反映妇女解放,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秧歌剧目也不断增多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而流散,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。同时,许多秧歌艺人在南山根据地为抗日军民演出、传授太谷秧歌。民国29年(1940),庞村著名秧歌艺人庞贵小(贵儿旦)在根据地演出,在南山口被日军抓捕,押往西副井村逼唱三天后惨遭杀害。水秀村秧歌艺人郭三蛮(九曲生),在太谷沦陷后,奔赴抗日根据地并落户枫子岭村,常年传授秧歌艺术。民国32年(1943),日军包围枫子岭村,郭奋不顾身背着身负重伤的马定夫转移。抗战期间,晋绥边区“七月剧社”“唐风剧社”“人民剧社”等革命文艺团体采用太谷秧歌的形式和曲调编演了许多新秧歌、新歌剧。如采用《缝小衫》编演了《木兰从军》,用《借衣》曲调编演出《抗日新民歌》,以及《闹对了》《刘巧儿》《以毒攻毒》《两亲家》等剧目,鼓舞革命斗志,宣传抗日救国。著名剧作家林杉、孙谦编写了《交城山》《骂汉奸》等20余部太谷秧歌剧目,使太谷秧歌曲调在根据地广泛传唱并走向全国。这一时期,用太谷秧歌曲调演唱的歌曲有《歌唱左权将军》《亲人八路军》《歌唱马政委》等。


民国35年(1946)1月13日,中共太谷县委、县民主政府召开了太谷县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座谈会,对当时流行的太谷秧歌剧目进行了摸底和讨论,确定了改革旧秧歌的初步方案;同月29日,民主政府召集小店、常瑞、小白、范坪、范村、西里等村的秧歌老艺人举行了第二次小型文艺座谈会,审定了一批秧歌剧目,宣布了10个禁唱剧目,同时老艺人和学校教师编排出一批反映减租减息、生产互助、拥军优抗等内容的秧歌剧本,在庆祝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宵节演出,有力配合了全县开展“实现国内和平,反对内战”的政治宣传活动。同年,《抗战日报》第四版发表由张朋明、阎斌奎采用太谷秧歌曲调填词的《新苦伶仃》歌词25节;《大众日报》发表张鲁山用太谷秧歌《割莜麦》曲调填词的小演唱《掏谷种歌》歌词10节;作曲家马可、瞿维采用太谷秧歌《拣麦根》曲调,创作歌剧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和喜儿的对唱,唱红了全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