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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晋商大院文化
2013-8-19 16:41:47  点击量:
山西明清宅院青砖灰瓦,高墙峻宇,是中国北方最富丽堂皇,最有文化价值的居民建筑,他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面貌,这些古老宅院是明清社会中上层主流社会生活理念、生活方式的反映,今天已成为旅游热点景区。

    晋商大院的文化释读

    文化可以是有形的,也可以是无形的;可以是直白的,也可以是含蓄的;可以是彰显的,也可以是隐晦的。在物质的建筑物里面,包含着深刻的文化理念。自从有了建筑物,就有了建筑文化。对建筑物进行装饰,秦汉已有,提起秦砖汉瓦,人们便立即联想到那古老的年代,古老的文化。明清两朝,尤其到了清代,中国南北东西具有地域风格的民居,发展到了“烂熟”阶段,代表北方建筑风格的明清山西宅院,从选址到盖建再到装饰细物,处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人文内涵。与封建秩序相对应的严格的等级观念蕴含在住宅建筑中,吉祥文化、儒、释、道三教文化等等传统文化因素都融入了明清晋商宅院中,宅院便有了更多的人文气质。

    等级制度是中国封建政治体制中最显著的特点,与此相对应的宫殿、庙宇、住宅文化也充分地体现出这个特点。梁思成先生在其 《中国建筑史》中说:中国建筑外部轮廓的其中一个特点是“绝对均称与绝对自由之两种平面布局”,“以多座建筑组合而成之宫殿、官署、庙宇,乃至于住宅,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”。

    山西宅院也多为左右对称的正偏结构,正院上高下低,中庭开阔,尊卑有序,等级分明。正院宽敞,正房高大,厢房低于正房,也小于正房。如太谷曹家宅院,正院里正房的屋顶比厢房高,台阶也比厢房多一两级。账房院则不论正房还是厢房,门前大多不设台阶,即便筑台阶也只是一级而已,以示其比主人位低一等。佣人、保镖、厨子等人所住的偏院,是紧靠正院厢房墙壁修建的一排低矮的东西房,通往正院的门闩都安装在正院的一面,这样主人可以随时到下人住处走动察访,下人则不得随便出入正院。在晋中的明清商人宅院里,这样的格局都是非常突出的。

    封建等级观念在明清晋商宅院中小姐居住的绣楼略见一斑。封建时代奉行男尊女卑的纲常观念,小姐的绣楼虽说小巧精致,但通常低矮狭窄,太谷曹家宅院更是将绣楼缩进几尺,以限制闺阁中人的视线,禁锢她们的思想,完全将女性置于从属、附庸地位。

    建筑与风水是宅院中常常涉及的问题。古人认为,居处风水事关家族兴亡,关乎子孙后代的发达,所以置地造房,总要尽可能地附和风水,祛除邪恶,张显吉祥,因此民间堪舆之术源远流长。古代的风水包含一定的科学道理,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,曾说过“建筑师都相信风水,不是迷信的风水”。明清晋商宅院中,对风水也是颇为讲究的。

    建院前,先请风水先生堪舆选址,多为负阴抱阳、背山面水之地,背山可以迎纳阳光和温暖气流,面水可以迎接夏日的凉风,向阳可以采纳良好的日照,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患,建造良性循环的小气候。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这一圣人教诲也决定了宅主人对背山面水之地的钟爱。

    基址确定之后,还要请风水先生相宅。风水先生根据建房者的生辰八字,决定住宅中轴线的角度,先用罗盘定准正南正北方向,再向左或向右调偏一定角度,叫做抢阳或抢几分阳。一经确定正院、正房的位置和尺寸,其余厢房、倒座房、偏房各房就可依照一定的程式迭减,全院的格局也就基本上确定了。祁县乔家宅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走时,地平线逐一抬高,至尽头的正屋,还要修建几级踏步,既迎合了风水术中“前低后高,子孙英豪”的说法,又符合建筑物的内在要求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在古代被称为道家四灵,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青白红黑四种颜色。古人认为东为上为阳,西为下为阴,所以风水里有“东高西低,阴不压阳”之说,而且还强调建筑物的后部气势要高,东边青龙有流水,西边白虎有道路,前有朱雀把门,后有玄武镇守,这样的宅子才算是福宅。

    华夏民族对福、禄、寿、喜等吉祥文化的追求有着悠久的历史,在住宅建筑中,将吉祥文字、吉祥动物、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、门楼、屋宇之间,表达了主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和不息的生命追求,对调整人的心态、陶冶人的情操,都有益处。

    明清晋商宅院中,大到整体布局,小到门墩柱础,吉祥喜庆氛围弥漫在各个角落。乔家大院一条甬道将六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,高空俯视,乔家六院的布局呈现出一个完整端正的“喜喜”字结构,主人的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。同时“喜喜”字结构,有建筑美学的讲究,如紧凑、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。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则将主人期盼多子、多福、多寿的良好心愿贯通其间,院落呈现“寿”字形结构。灵石静升王氏宅院红门堡,以其内部相通、横平竖直的几条甬道摆出了一个“王”字阵,巧妙地将其姓氏规划在院子里,既符合天人感应、天人合一的道理,又将前辈对子孙后代加官晋爵的期望寄托其间。在襄汾的丁村民居,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门础石上,将“春”字用几片细长的竹叶镶拼而成,并将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门础石与之相呼应,组成“春临(麟)庭院”图。在丁宅的厢房柱础石上,一面雕刻着山西最常见的家畜毛驴,相邻一面是一长串铜钱,谐音为“屡进钱财”,同时,晋南一带认为驴是鬼的替身,若是鬼能帮着宅主人聚钱取财,钱财自然就会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。清代道光、咸丰年间,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,在县城及附近的镇子上广设店铺,经营布号、盐庄、钱庄、票号等等。祁县城里现在有近40多座明清多进院落保存完好,这几十座宅院,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瓦,房顶上用砖头砌成“士”字形或“吉”字形的短墙,表达房主人追求升官发财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。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,门墙瓦当以“寿”字形作图,墙由元宝状的砖石垒成,瓦当间的凹陷处,以蝙蝠瓦衔接,既有防止房屋积雨积雪之一般功能,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,实则将福、禄(元宝墙)、寿三种吉祥统统融入了家宅之中。

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中,儒、佛、道三教所占的成份很重,佛修心,道养生,儒治世,三教在发展过程中,相互渗透,相互糅合,相互作用。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,但山西地处内陆,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仍是山西民居建筑文化的主流。现存的明清晋商宅院里,既可以看到宅院人大肆标榜的儒家信条,也可以发现许多与佛、道文化有关的建筑装饰。

    将儒家格言刻写在木柱匾额间,将佛家八宝、道家八仙雕饰在建筑上,将历史人物故事雕刻成一个个最精彩的场景,体现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和礼俗礼制,都是山西宅院中传统文化的彰显。

    祁县乔家宅院主人乔致庸,将宅第的正堂命名为“在中堂”,将儒家“中庸”之说嵌入其中。乔家宅院百寿照壁的两旁,有晚清重臣左宗棠所题的砖雕对联:“损人欲以复天理,蓄道德而能文章”,横额为“履和”。“和”为中庸之道的核心,,“履”就是施行、实践,此联意在标榜乔家尊奉儒家的 “克己复礼”、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的信条,注重个人修养,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用。

    阳城陈廷敬的相府宅院,当年称为中道庄,陈廷敬的祖父陈昌言,号称中道庄主。“中道”为孔圣人所提倡,遇事合于中庸之道,即为得中道的人。院落称作中道庄,意在诫其行为举止必行中庸之道,保持言论行为的适度和得体。榆次车辋常家的九世常万达,将其所修建的一组大型院落取名为世和堂,而他为子孙后代修建的并排十座二进院,也取名为“谦和堂”、“体和堂”、“雍和堂”等等,由此可见,清代山西商民对中庸之道的感悟深刻,中庸之道是他们的人生哲学。

    祁县渠氏家族对山西贡献最大的是渠本翘,他一生信奉“修德”、“敬业”,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,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,如乐天伦、德星朗耀、慎俭德、慎言语等等。

    阳泉官沟张家宅院的一处砖石拱券门上,有内取“信裕豚鱼”、外取“忠贯金石”的门额。《周易·中孚·彖辞》称:“豚鱼吉,信及豚鱼也。”对猪和鱼类的动物也要讲究信誉,何况于人?据说张家就是靠了这样的经营之道,终至成就了先人的遗愿,光耀门庭。

    明清晋商宅院中门匾、楹联上的文字,大都出自古代经书和 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类的儒家典籍,也有出自神仙列传、二十四孝、唐诗宋词一类的书典。这类的楹联、匾额在山西宅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对和合之神的供奉对当时在外奔波的山西商人,有着特殊的意义。和合之神本来是一位,明代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载:宋朝时“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,……云是‘和合之神’,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,故曰万回。”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,称“和合二仙”,一持荷花,一捧圆合,取和睦同心、事业圆满之吉祥,明清晋商宅院中很多都雕刻和合二仙图,表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,寄托家人对频繁远游他乡的亲人的期盼之情。

    八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,八位神态各异、各持法器的神仙常被雕绘在建筑装饰构件上,山西宅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暗八仙手法,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、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护栏、门楣,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。宅院每一处装饰,无不体现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。宅主人通常在门楼、门墩、照壁、花坊、房檐、屋脊和门窗的空间处镂雕绘饰,这些雕饰集贤哲之古训,采古今之名言,颂山川之壮美,铭处世之学问,咏鸿鹄之大志,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,表达了主人借助盖房的良机,在建筑物上建立起一种家族内部的对话方式。

    对话主题包括发家史、家庭未来的梦想、家族的祈盼愿望等,合族人置身其中,经年累月,受这种俯仰可见之建筑文化的熏陶,与蕴含的意义产生共鸣,形成一种同步有感的节奏,产生暗示性与时代生活默契的举止行为。

    中国建筑高超的雕刻绘画装饰工艺,在明清晋商宅院中表现得特别充分。装饰的种类主要是砖、石、木三雕,砖雕主要是照壁、影壁、墀头、护栏等处,石雕则多在墙基石、柱础石、抱鼓石、牌坊等,木雕多为门棂、窗格、翼拱等处的装饰,图案有动植物、自然现象、几何图形、传记人物、神话故事等,取材来源于西周秦汉以来根据儒、释、道三教文化与民间吉祥文化,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或文字,也有部分受外来文化的影响。这些图案形象活泼,装饰性强,常见的是用一种图案或几种图案组合起来,取其读音或谐音,赋予丰富的含意,或驱邪镇宅,或标榜品性,或吉祥喜庆,为凝固的建筑材料增添了流动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    木、砖、石三种材料所雕的动物形象主要有龙、凤、麒麟、狮子、老虎、猴子、蝙蝠,还有喜鹊、锦鸡等飞禽类。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,被人视为百兽之王,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,佛经《传灯录》记载:“释迦佛生时,一手指天,一手指地,作狮子吼云:‘天上天下,惟我独尊。’”狮子由西域和印度传入中国,建筑中常用其形象起镇宅避邪作用。山西宅院中除了守门狮子外,牌坊石柱、庭院围栏、影壁照壁间都有狮子,既取 “双狮富门”的富贵,又有“狮子滚绣球,好事在后头”的吉祥谶言实现,还有四时平安或事事如意的美意,这是因为山西方言读音中护、福、富,还有狮、四、事无明显区别。沁水柳氏宅院的石狮,最有代表性,有单狮、双狮,也有三狮,神态各异,憨态可掬,栩栩如生,特别是一堵大影壁墙上雕有如意纹饰六神狮,取繁花似锦、富贵永久之意。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,在建筑中使用龙形起初是有严格限制的,百姓不得随意雕龙绘龙。清代以来,龙纹装饰在民居建筑中大量出现,山西宅院广泛采用了草龙、拐子龙的图饰,只是样子与宫殿间的飞龙、行龙有很大差别,也不及宫殿龙饰的精致华丽,不仔细观看有的饰龙就会被忽略掉。

    麒麟也是宅院常见的吉兽,麒麟送子的传说在民间家喻户晓,明清晋商宅院中装饰麒麟兽和麒麟送子图的地方,通常居住着晚辈,希望后代事业有成,永保家族兴旺。

    以鹿、鹤雕刻为主题的六合文化在山西宅院中也很常见。六合取鹿、鹤之谐音,六合含义广泛深刻,或指东西南北天地,或指一年十二个月或时辰的相应变化,六合通,万事成。灵石王家高家崖的“寅宾”府门,门洞大踏石上镶嵌了精美的汉白玉石雕图“鹿鹤同春”,隐喻着“六合通顺”。踏入府门,六合通顺,何事不成?在祁县渠家大院的一处砖雕照壁上,同时雕有鹿、鹤、梧桐、松树,谐音为六合通顺。

    猴子因其谐音“侯”顺应了人们对封侯拜相的追求,在封建时代环境中,商人尽管拥有巨额财富,但依然处于四民之末,社会地位远远不及仕途中人。雕上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,取意“喜禄封侯”,大猴子背上背着小猴子,意为“辈辈侯”,向往仕途的心思不言而喻。平遥票号世家侯王宾的二进式四合院,宅门外面有高大的拴马石和上马石,拴马石上雕刻着一群猴子,大猴背小猴,就是暗中企求富贵永保,辈辈封侯。

    此外,木雕的窗棂、窗格则常常雕有蝙蝠图案或其变形,蝙蝠因其谐音“福”而成为民间传统文化中吉祥之物,这种有翼的飞行哺乳动物在门楣窗棂之上,为人们传递“五福临门”之信息。猫和蝴蝶的图案常常出现在宅院里老人居室的雕饰上,因其谐音“耄耋”,指的是80岁以上老人,猫蝶的形象就表明为老人祈寿的心意。喜鹊、锦鸡等吉祥飞禽多用来暗喻喜上眉梢、锦上添花等意,凡此种种不胜枚举。

    植物花草图饰在山西明清民居建筑中比较常见,如葡萄象征多子多福、人丁兴旺,雍荣华贵、国色天香的牡丹,四季长春、芳香浓郁的桂花,“金声玉韵、蕙心兰质”的兰花,寿祥德瑞、品质高洁的菊花,代表百年好合、百事如意的百合,象征高尚节操、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荷花等。其中竹子以其风过不折、雨打不弯的高风亮节,历来为士大夫所欣赏推崇,在宅院的书房、书院等处雕饰竹节,成为在商海冲浪的山西商人附庸风雅之举。在特别重视教育的榆次车辋常家,祠堂院的南房窗框就是竹节造型,在灵石王家的一处书房院,门框就是青石雕成的竹节门,教育子弟要有竹子的气节,表达年年高、节节高等良好愿望。

    琴棋书画等文人雅士的标志性嗜好,在明清晋商宅院里也是常见的木、石、砖雕刻的题材,可见巨额财富的积累虽使晋商享受到了奢华的生活,但潜意识里封建士大夫的追求也是他们的理想和榜样。宅以门户为冠带,窗是宅主人着力装饰之处,在灵石王家的一处宅院里,就将三间正窑上部中央的窗棂设计成打开的书卷,正面视觉是书册凹进去,从楼上看则书卷凸起来,匠心独运。在王家的另一处宅院里,一扇后窗设计成装有书轴的打开的书,立意在于“开卷有益”。姜太公渭水钓鱼、诸葛亮躬耕南阳、严子陵退隐严濑、陶渊明隐居桃花源等历史故事是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境界的体现,以此类渔樵耕读为主题的《四逸图》同样出现在晋商宅院中,如灵石王家宅院的一组墙基石刻、沁水柳氏宅院的一些装饰构件,这也是晋商尊奉儒家文化的证明。

    大院人的生活方式

    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宅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三四百年间,在高墙、深巷、古槐、广室中生活的富有者们,大多数人过着甘其食、美其服、乐其俗、安其居的逍遥自在的舒适生活,他们听听小曲,看看戏文,逛逛庙会,追赶着许多新潮的东西和时髦的生活,甚至包括吸食大烟等等方面,都与普通百姓甚至官僚阶层的人们有一些不同之处。

   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财东李大全,合族居住在平遥城郊的达蒲村。由于李大全的精明能干,特别是把握时机及时将颜料庄改组为票号,使李家迅速积聚了巨额财富。李大全过世后,其子李视箴、李视言、李视听兄弟三人将票号业务全权委托给票号的总经理,他们则在老家享受着田园生活带来的惬意和舒心。李家在达蒲村修建了几栋豪宅,这也是山西商人财富巨额积累以后的普遍风气。兄弟三人各有宅院,家家都是骡马成群,人人都是仆佣相拥,出则车马,入则仆随,衣则绫罗绸缎,食则山珍佳肴。李家人充分享受着富裕奢侈的生活,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渐渐消磨了智慧,消磨了志气。

    明清山西宅院是封建社会后期富贵之家的缩影,虽说从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,但在古旧的宅院里,看到的依然是传统的生活方式。据直隶河间府人李燧《晋游日记》记载,清乾隆时,绛州城商贾云集,民风崇尚华丽奢侈,山西人称其为“小苏州”。清末举人刘大鹏曾在太谷县一大户人家私塾中授业,他日记中记录了很多太谷县的民俗民风,其中提到太谷当时奢侈者多,勤俭者少,客商口称的便饭却是山珍海味、巨鳖鲜鱼等美味,重阳节时本应登高观景,他所居之处虽有高楼,但是周围楼外有楼,四面皆然,即使登高也不能望到远处,可见高楼峻宇是太谷城里最亮丽的景观。

    美国人E·A·罗斯,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,20世纪初曾来中国居留,撰有《变化中的中国人》一书,其中《中国西部》一章中,罗斯讲述了1910年夏季,他与美国驻厦门的领事一道,从山西省会太原城向西南方向旅行,有三个星期,他们一直穿行在一片呈“正方形,有平顶建筑楼群的地方”,“在像太谷和平遥这样的县城里,和太原一样,也会看到山西银行商获利的迹象。”“有一位银行商人拥有五所宅邸,其中有许多庭院,有装饰的道路,百合花池塘,石桥,夏天乘凉的小屋、大厅,有石桌子、花园和果园,共占地20到30亩。这些证明了主人以前的富有和地位。”

    辛亥革命前后,在社会新思潮的冲击下,有些人认为接受不接受西方生活方式,是鉴别维新与守旧的主要标志。在山西的深宅大院里,也同样经历了这场变革带来的一些变化。祁县乔家的乔映霞,在祁县率先剪去了长辫子,又率先脱去了长马褂,穿上了中山装,被当地人称为“洋大少”,可见其举动在时人眼里是多么标新立异。乔映霞的儿子乔健,1929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,回到乔家堡后,这位喜欢运动的青年,在村子里修建了一个篮球场,喜欢溜冰,就让人把村西的一块地平整成运动场,寒冷的冬季里,让佣人从井里取水浇场,一个溜冰场就建成了。像他这样追逐新潮的宅院子弟不在少数。

    清末时,随着洋建筑在内地的大量兴起,老宅院也对现有的一些建筑设施进行了改造。乔映霞对乔家的厕所、厨房就进行了一些讲究科学卫生的改建。乔映奎在民国10年(1921年)扩建新院时,将窗户式样大胆革新,注重采光效果,窗户选用了大格子的玻璃窗,窗户上的装饰开始依照西式建筑改进,而且窗棱、门楣上的彩绘图案和内容,也发生了一些变化,比如将冒烟的整列火车绘制在立栏之间,火车驶过的桥梁用几根树杆支撑。画面虽说有些幼稚,工艺也不算很精细,然而这是乔家人对新时尚的渴望和追求,是现代工业文明在老宅院里的体现。20世纪初,汽车在中国大陆是很少见的,是绝对的奢侈享受,1920年,太谷曹家人得风气之先,从天津购买了美式汽车一辆,带给封闭的山西一种新的消费观念和时尚,可惜曹家的汽车抗日战争初期被日本兵抢劫。祁县乔家的乔映璜,于1927年从天津购得一辆黑色轿车,并且带回一个开车的师傅,为祁县城里新添一景。

    明清时期,经济发展的速度加快,适应有闲阶层消遣的戏剧也得到空前发展,听戏和组班成为一种时尚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戏班子、戏台,在明清山西宅院人的生活方式中很容易觅到踪影。

    大约在明代后期的嘉靖年间,蒲州梆子与晋中的民间小曲、地方秧歌结合,产生了山西中路梆子,也称晋剧或山西梆子,传统剧目达400多种,晋中一代以晋剧为主,晋剧还在京城唱红,据说是唱到了宫廷。大院人对唱戏这种娱乐情有独钟。榆次聂店王家第十世的王钺,就是个晋剧迷,他在大院中自建了一座戏台,请戏班到家中演出。戏台对面的两侧有两个看台,一个是明台,一个是暗台,专供家人看戏。王钺还组织了一个戏班,名“四喜班”,名伶有大嘴丑、八百黑等十多位,皆为蒲人。王钺的孙子王棣在家里还办了自乐班,成员是家里人以及佣人、丫环,常常吹拉弹唱闹到深夜。

    在曹家的三多堂里,有一个精巧别致的家庭戏台院,戏台院的院心东西6米,南北8米,院心东西两侧为廊房,在回廊中走动,或许会让人听到流传甚广的一首祁太秧歌:“家住在太谷住沙河,北村搭起了台台唱秧歌……”戏台东西宽3米,南北长4米,除亭柱外,实有面积为9平方米。台高仅有30厘米,四周加设护栏。戏台小巧玲珑,具有苏州园林建筑特色,当年这里该是梨园艺人常来一显身手的地方。而这北村,也随着这首太谷民歌而闻名全国。

    清朝咸丰十年(1860年)前后,祁县富商渠氏一族办起了“三庆戏班”,同治年间渠源淦又组织了一个 “聚梨园”班子,盛极一时。渠家五进院的主院有一处戏台院,戏台坐南朝北,歇山顶式明楼,面阔五间,中间三间较大,门前有凸出的卷棚顶抱厦,下用明柱支撑。将屏门卸除,便与抱厦连成一片,形成20平方米的戏台。东西厢房门前饰有木制隔扇,隔扇一除,便是典型的包厢看台。当年渠家曾不惜重金,组班承戏,高朋满座,笙歌悦耳。唱戏在婚嫁时最盛,曹家人娶亲时,新人拜天地、入洞房后,家里要唱戏,戏名通常时龙凤呈祥一类的,表示夫妻和睦,合家欢乐。结语

    明清晋商宅院无疑是民居建筑艺术的精品,但由于种种原因,长期以来都处在“藏在深闺人未识”的状态。晋商大院声名鹊起,始于张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。此片的拍摄景点全部选在乔家堡的宅院里,威严高大的晋中统楼,福利堂皇的前庭后院,狭窄的甬道高墙,沉重的石兽门扉,还有那些装饰作用很强、视觉效果极佳的门楼、斗拱、飞檐、石刻、砖雕,再加上精美的明清家具,别致的工艺彩绘,为影片增色不少,以及演员表演的到位,民国初年败落家庭的生活图景被渲染得淋漓尽致,极具艺术感染力。至此,“旅游不到乔家院,白来山西走一遍”得说法不胫而走。不少人就是看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以后开到了乔家堡,而且每每为乔家大院昔日得富有和大家族的气派惊叹不已。

    明清晋商宅院是中国古老民居建筑中的精品,钟情于古建筑,钟爱老房子,正在成为全球文化时尚,于是许多人提出“留住从前”的口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社会的进步,建筑不断地推陈出新,留传后世的古建筑会越来越少,幸存的古旧宅院建筑也会越来越被人重视。透过这些充满传统建筑文化和人文精神、世俗情调的古宅旧院的高屋峻宇和断壁残垣,往往使今人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历史,走进远去的岁月,明清晋商宅院将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念,通过凝固的建筑这种无声的史诗,诉诸现代人,其文化精神将永远传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