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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“信书”——明万历《山西通志》
2017/4/19 8:27:53  点击量:





明代,山西三次编纂省志,万历《山西通志》是继成化、嘉靖之后的最后一次。主其事者为时任山西按察使李维桢。李维桢(1547-1626),字本宁,湖广京山(今湖北京山)人。隆庆进士,在明末颇有文名,为文坛“末五子”之首。


万历三十四年(1606),李维桢担任山西按察使不久,鉴于山西自嘉靖以后又有50年未修省志,便“敦请耆儒”,设局纂修。万历《山西通志》严守《明一统志》规制,基本沿袭嘉靖《山西通志》而略有调整。全书约110万字,设20目、30卷,分为图考、建置沿革(附疆域)、星野、山川(附渠堰、桥梁)、风俗、物产、田赋(附盐政)、户口、祠祀、封建、职官(附公署)、学校(附书院)、古迹(附陵墓)、帝王、名宦、人物、选举、武备(附形势、边关、城池、屯田、马政、将士、边事)、杂志、艺文等。


该志的最大特点是地理、军事部分用力勤,篇幅大。明代万历年间,山西的云中、雁门、娄烦诸镇与北边的蒙古各部相距甚近,蒙古铁骑“朝发而暮可薄城”,所以山西在抵御蒙古军队袭扰中的军事地位非常突出。出于军事防卫的需要,该志对边墙、边关、堡塞、隘口等地理形势记载特详,甚至对土堡的设置、人员配备、武器、用途等的记载也不厌其详。正因为如此,其地理部分历来为后人所重视,清初顾炎武编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时就多所采择,康熙《山西通志》赞为“信书”。


风俗卷也是全书的亮点之一。该卷依据地理环境、经济文化条件、历史传统等因素,揭示了山西各府州县的民风习俗,并注意探究今昔变化及其原因。雍正《山西通志》“风俗”篇引本志达103条之多,其论断之精辟中肯可想而知。


杂志卷记载:万历六年(1578),“静乐雁门村星陨入地五尺,掘出黑石重千斤”。这是中国最早的最大重量的陨石记录。


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《山西通志》成书不久,李维桢调任南京礼部尚书,志书没有付梓。十余年后,新任山西巡按御史祝徽于崇祯二年(1629)增作序文,将该志雕版付梓,所以后世研究者有的将该志著录为明代崇祯本。山西省博物院、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全本,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藏有残卷。2012年,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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